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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导读

《历史的沉思—中国改革开放与中国共产党》(摘要)

李罗力简介
     
李罗力,1947年6月出生。1982年9月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5年起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86年调任国家物价局物价所任副所长。1988年后调至深圳工作,历任深圳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中共深圳市委副秘书长,并于邓小平同志南巡期间兼任深圳市接待办主任。1993年底至2006年7月担任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现任该院副理事长,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多年来发表了数百万字的论文和著作。主要著作有《金融风暴—东南亚金融危机透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第二冲击波》(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繁荣与衰落—CDI眼中的香港》(香港西迪商务出版公司1999年9月出版);《沉重的辉煌—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改革开放》(中国财经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北亚经济圈》(中国财经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等。

(续上期)

第三章 如果没有邓小平 (二)
 
      凡是在文革前已经参加工作或已经了解世事的人大抵都能记得,其实在文革前,邓小平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与其他中央主要领导人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且不说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和刘少奇,就是林彪、陈毅、贺龙、刘伯承这些老帅们,在人们心目中可能都比邓小平的份量要更重些。文革初期,邓小平作为第二号人物被打倒,在人们的心目中也比刘少奇被打倒所引起的震动要小得多。甚至整个文革前期,由于绝大多数位居中央主要领导岗位的老干部们都被打倒了,所以邓小平的命运所引起人们的关注也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
      但是1973年后邓小平的突然复出(尤其他是作为文革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的),开始引起了所有为中国未来前途命运担心的人们极大关注。此后,他一路快速向国家主要领导岗位“复归”,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猜测、分析、判断和希望。尤其那些被打倒的老干部们,更是对邓小平的复出和“复归”感到欢欣鼓舞,对结束四人帮之流的倒行逆施感到“有盼头了”。
      然而,真正让全中国人民认识邓小平,让邓小平在全中国人民中赢得巨大威望,并为他在后毛泽东时代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领袖奠定了坚实基础的,是1975年他所领导的“全面整顿”。

     1975年3月,已经大权在握的邓小平,决定要按自己在“将军楼”院中踱步思考的方案,对“文化大革命”的乱局进行“全面整顿”。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他这么做毫无疑问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但邓小平就是邓小平,他可以完全不顾个人安危,把拯救党和国家的命运放在了第一位。正因此,他才在当时的全国人民心目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75年的全面整顿

    邓小平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从铁路运输开始的。当时,全国铁路运输严重堵塞,已经危及了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的生活。邓小平决心首先解决这一突出的薄弱环节,以此为突破口,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经过紧张的准备,2月25日至3月8日,中央召开了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并于3月5日作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这就是当时著名的中央9号文件。同日,邓小平到会讲话,他开宗明义地提出,全党要以四化为大局,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一伟大目标而奋斗。接着,他尖锐地指出,当前工业生产的形势不好,值得引起严重注意,并批评有些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的”。根据中央的决定,邓小平着重强调了“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和“坚决反对派性”等三条整顿方针。会后,以万里为部长的铁道部在有关省、市委的配合下,立即开始对全国铁路系统进行整顿。他们在大力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通过调整班子,逮捕一小撮坏人,调离一批坏头头,平反错案,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使全国铁路运输的形势迅速好转。至4月,严重堵塞的路局全部疏通,全国二十几个路局除南昌局外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铁路运输连接东西、贯通南北,铁路的整顿立即对全国发生了重要影响。当时主管交通的副总理王震在一次讲话中深刻地指出:9号文件在各地引起的强烈反应,表明了党心所向、人心所向。

      3月下旬,邓小平召集国务院会议,专门检查研究了9号文件的贯彻情况。这次会议明确指出:9号文件的精神,除体制问题外,也适用于一切工业部门。此后,整顿迅速在整个工交部门展开。随着整顿的开展,全国工业生产开始打破停滞不前的局面。

      5月8日至29日,中央又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着手解决1974年以来严重欠产的钢铁工业的问题。5月21日邓小平在国务院会议上就整顿钢铁工业发表了重要意见。5月29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到会讲话。邓小平的两次讲话提出了整顿钢铁工业的4条方针:第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这样的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要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要找不怕被打倒的人参加。第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要寸土必争,寸土不让。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第三,必须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牵连的人的问题,还要特别注意那些有经验的干部、老工人、技术骨干、老模范,要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第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过去一个时期根本谈不上什么规章制度,现在执行规章制度宁可严些。正是在5月29日的讲话中,邓小平首次提出了同“四人帮”作斗争的那个著名口号“三项指示为纲”。他说: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邓小平关于钢铁工业整顿的讲话概括了初步整顿的经验,明确提出了进行整顿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6月底,经过近1个月的整顿,钢铁生产的形势有了好转,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超过了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开始补还欠帐。7月,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

      7月20日至8月4日,经中央批准,又召开了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军工企业自3月起已在国防工办领导下进行整顿并取得初步成效,这次会议后,生产情况更明显地全面好转。

      8月3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到会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除再次强调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外,又提出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坚持质量第一,关心群众生活等重要意见。他深刻地指出:“群众对生活方面的议论是相当多的,不要以为都是讲怪话。我们党和国家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现在应该提出这个问题了。”叶剑英的讲话指出,现在有大野心家、小野心家,他们争权夺利,搞得党不安宁。这个讲话事实上是不指名地批判了江青一伙。李先念在讲话中提出要建立和健全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责任制,保证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他们的讲话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整个工业的问题,国务院计划工作务虚会(6月16日至8月11日)决定制定一个全面整顿工业的文件。7月中旬国家计委开始起草《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邓小平对此极为重视,他在8月国务院讨论这一文件时提出了7条具体意见。其中,他大胆地提出,要把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作为一个大政策。他还针对当时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按劳分配原则的批判,明确指出,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这个文件最后写成20条。它体现了1975年以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一系列讲话和国务院务虚会的精神,概括了工业初步整顿的经验,提出了发展工业的许多正确或较为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力图在经济战线上治“文革”之乱的文件。这个文件当时曾在较大范围内征求意见,得到普遍的赞同,并对当时工业的整顿发生了直接的积极的影响。


      在工交整顿深入开展的同时,邓小平对军队、科技、农业、教育、文艺、理论宣传直至党务等各条战线的整顿工作,迅速全面展开。

      对于军队,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酝酿已久的军队整顿问题。7月1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上讲话,他尖锐地提出,军队建设要解决“肿”、“散”、“骄”、“奢”、“惰”5个字,军队领导班子要解决“软”、“懒”、“散”的问题。为此,必须实行精简整编;加强组织纪律性;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本身的团结;恢复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并且要首先自上而下地调整好领导班子。他还提出,整顿和准备打仗是军队工作的纲,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7月15日叶剑英作总结讲话,就军队整顿问题作了具体部署。邓小平、叶剑英的讲话为军队整顿指明了方向。尤其重要的是,这次会议还向部分军队高级干部传达了毛泽东对“四人帮”的多次批评,严肃指出,决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从而为最终解决“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问题做了重要的准备。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受到全军上下的热烈拥护,会议精神经短时期贯彻就取得了明显成效。其中最主要的成果,一是对军队各大单位的班子迅速、果断地作了调整;二是在落实干部政策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从而有效地稳定和巩固了军队。1977年叶剑英在谈到这段历史时指出,正是这两方面的成果对于我们后来顶住“四人帮”的篡权阴谋起了重大作用。

      对于科技战线,“文革”以来许多科研机构长期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邓小平提出必须尽快改变这种状况,把科研工作搞上去。6月30日,中央批发了国防科委关于解决当时派性闹得最严重的七机部问题的报告。此后,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率工作组对七机部采取断然措施进行整顿,使这个当时有名的“老大难”单位出现了较为正常的科研、生产和工作秩序。7月,中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中国科学院要整顿、要加强领导的报告,随即派胡耀邦等到科学院工作。胡耀邦到科学院后鲜明地提出:“科研机关不搞科研怎么成”,“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研究”,“这个风要吹起来”,“刮8级不行,得刮12级台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们伟大的新长征。”“四个现代化实现不了,我们的子孙会骂,……行政工作、政治思想工作,都要围绕这个转。”在对科学院进行调查研究和初步整顿的基础上,根据邓小平的多次指示,9月胡耀邦主持写出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个文件力图系统地阐述毛泽东的正确科研思想,澄清党的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提出了在科技界纠正“左”倾错误的许多重要意见。9月底,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在听取汇报时充分肯定了这一文件。与此同时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科研要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现在是拖整个经济的后腿;要从保证时间、配备班子、专业对口、生活上照顾、政治上关心等多方面创造条件发挥研究人员的作用;要又红又专。“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房不拉屎的、闹派性的、拖后腿的人好得多;科技人员叫生产力,就是劳动者。

      对于农业战线,9月15日至10月19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同时提出了对农业进行整顿的任务。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开幕式上讲话。他着重强调了搞好农业的重要性,提出实现四化,更加费劲的是农业,如果搞不好,很可能拉国家建设的后腿。当邓小平讲到我们不能吹牛,我们现在积了多少粮?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的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时,江青插话说:不能那么说,那只是个别的!邓小平马上把她顶了回去说:就是个别的,也是值得很好注意的事。此外,他还提出要配备好农村领导班子、落实农村干部政策等重要意见。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首次明确地向全党提出了要进行军队、地方、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科技、文艺等9大方面整顿的任务,给予与会者极大的鼓舞。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全国各地区很快抽调了上百万干部到农村帮助社队进行整顿,开始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为了调整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当时中央还下发了关于发展养猪业的文件,强调不能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所有这些,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农业生产起到了促进作用。

      对于教育战线,周荣鑫在教育部门根据中央进行整顿的精神做了许多工作,他反复强调要全面研究马列和毛泽东的教育理论,重提两年前周恩来纠“左”时关于教育提出的许多重要意见。10月,教育部开始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准备经中央批准后对教育进行彻底整顿。与此同时,周荣鑫在许多讲话中尖锐地批评了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讲话一时广为流传,受到广大教师和学生家长的欢迎。

      对于文艺战线,7月上、中旬,毛泽东在两次谈话中提到要调整文艺政策的问题。邓小平抓住时机,开始对文艺工作进行整顿。他一面重提“百花齐放”的方针,一面不动声色地组织人对文艺界的状况进行调查,并鼓励文艺界知名人士向中央反映情况。7月底,毛泽东先后对文艺界的两封来信作了批示。根据这两个批示,政治局立即解放了被江青一伙禁演的电影《创业》和《海霞》,给了“四人帮”迎头一击。在这种情况下,文艺界许多干部群众开始起来对文化部提出尖锐的批评,甚至公开提出文化部是一个有后台支持的“大行帮”。与此同时,有关江青等人挨批的消息开始在群众中传播,很快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强大舆论。以后,在中央的支持下,《万水千山》、《长征组歌》等有影响的节目也陆续重新公演,十月底还举行了聂耳、冼星海音乐会。所有这些,打击了江青一伙独霸文艺阵地的嚣张气焰,使文艺领域开始出现了新气象。    文/李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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