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华国锋是个非常特殊的关键人物。尽管他作为“两个凡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成为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开放所克服掉的第一道“阻力”，并因此而黯然下台，而且此后30年完全淡出政坛，几乎被人们所遗忘；但是他又是一个抓捕“四人帮”，结束“十年浩劫”的关键人物。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华国锋，那么就没有“四人帮”的倒台（至少没有那么快倒台）；而“文革”不结束，那么邓小平也不可能上台，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戏”也不可能“开场”。因此，当我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历史的回顾时，一定不能不对华国锋的这个伟大历史功绩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

粉碎四人帮做出不朽贡献

     众所周知，华国锋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粉碎了“四人帮”。
     但是，只有亲身经历过“文革”并有一定历史常识的人才会深刻理解华国锋的这个功劳是多么了不起。他作为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却又在毛泽东刚刚去世就立即抓捕了包括毛泽东遗孀江青在内的“文革干将”—“四人帮”，从而以一种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方式，结束了这场长达10年之久的动乱和浩劫。仅此一点，功在千秋！
     历史真是对毛泽东开了个大玩笑。毛泽东生前最担心“文革”被人否定，为此他不惜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许多跟他多年出生入死打天下的“老战友”们赶下台、打倒批臭，但是他却万万没想到，这个看上去十分忠厚老实、他临终前感到最值得信任的“你办事我放心”的接班人，却在他刚一合眼，就把他认为“一生只干了两件事”之一的“文化大革命”亲手“葬送”了。

     1999年3月9日，张根生向华国锋询问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华告诉张: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
     另一位重要当事人叶剑英，没有公开的口述和回忆。只有熊蕾(熊向晖之女)的文章披露了一个情况:抓捕“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叶选基(叶剑英之侄)请熊向晖到王震家中，向王震和熊向晖讲了抓捕“四人帮”的经过。叶选基说，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访叶帅。叶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李说:是东风。叶问:哪股东风啊?李答:华总理……
      三位当事人的口述，熊蕾披露的叶选基的叙述，以及《叶剑英年谱》的记载，对事情的时间、情节的说法不尽相同，但主要情节是一致的:华先找李，通过李找了叶。这表明，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
      毛去世后，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一共16位，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外，刘伯承因病重、吴桂贤因被疑为江青的追随者不曾与闻此事，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都是华国锋先后分别商谈或打招呼的(据吴德说，倪志福是他个别打的招呼)。这些政治局成员都赞成或基本赞成华的提议，汪、吴、陈(锡联)、苏的态度尤其坚决和积极。
      解决“四人帮”的方案，也是华国锋分别同叶剑英、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等人商谈的。据华国锋回忆，他“亲自和叶帅直接商谈了多次”，并找了汪东兴谈话，“还与汪东兴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华“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谢静宜、迟群的煽动上街闹事”。
     2000年5月20日，《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访问华国锋，华说得更具体:(1976年)9月16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参加，我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还说: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后，征求李先念等人的意见。9月26日，华在国务院小礼堂，向李先念、吴德转告了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考虑。李、吴均表支持。三人还分析了形势以及解决 “四人帮”的时间。《叶剑英年谱》记载，华、叶两人有三次密谈，时间是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
吴德的回忆最为详细，不仅印证了9月16日和26日华同李先念和他两次商谈的情况，而且叙述了10月2日、3日、4日，华国锋同汪东兴和他分别多次商议行动细节的经过。吴德还提到华约见耿飚，指令他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的情况。耿飚的回忆，也详述了华国锋指示他控制电台、电视台的经过。10月6日晚8点，华国锋、叶剑英主持，汪东兴指挥，中央警卫部队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予以抓捕，宣布对其隔离审查。吴德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抓捕了迟群、谢静宜、金祖敏。耿飚率北京卫戍区部队，控制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随后，华国锋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议，决定华为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 1996年1月，华国锋同志和夫人韩芝俊在广东茂名

      1978年11月，华国锋在一次谈话中概述过事情的经过:“毛主席逝世后，当时中央政治局根本开不成会，一开就闹。每次去人大会堂开会，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就同叶帅、先念同志商量，这样拖下去不行，要采取措施，把‘四人帮’及其主要骨干抓起来。抓‘四人帮’时，问汪东兴同志八三四一部队有没有把握。抓王洪文、张春桥是我和叶副主席找他们来开会，由八三四一部队执行的。姚文元当时住在外面，由北京卫戍区警卫，如果八三四一部队去抓，可能会同卫戍区部队发生冲突。当时同吴德同志商量，由他去做陈锡联同志的工作，通知吴忠去执行。陈锡联下了命令，要吴忠一切行动听吴德同志指挥。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也是吴德抓的。”
     （由此可见）从提出动议到分别沟通，从商量方案到坐镇主持，华国锋是抓捕”四人帮”行动所有环节的主导者，绝非仅仅“有功”，而是“起了决定性作用”。
      以上所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在我看来，有两点是要特别引起读者的注意的。第一，这么多年来，可能有很多读者都已经了解了抓捕“四人帮”的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过程。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只是华国锋与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几位老同志共同商议后，秘密采取的一项决策行动。然而从上文中，我们却看到，实际上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是华国锋与当时在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员除“四人帮”以及与“四人帮”关系密切的吴桂贤外，都先后分别商谈或打了招呼的(刘伯承因病重除外)，且所有人都赞成或基本赞成的。这就说明，华国锋所领导的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走了“组织程序”的，是经过政治局大多数成员同意“合法合规”的组织行为，而不是“秘密”的“小集团”行为。这也说明华国锋作为当时实际的“一把手”，其组织观念是十分严格的，其行动是有“组织原则”为依据的，其考虑是慎到周密的。
      第二是，过去大家一般都认为，抓捕“四人帮”行动虽然是由华国锋提出动议的，但主要实施是由叶剑英和汪东兴直接负责具体指挥的。但从这篇文章看，自1976年9月11日（有说9月10日）华国锋到李先念家说“四人帮”问题不解决不行了和9月13日（有说9月1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家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得到叶剑英支持后，从9月16日起直到实施抓捕“四人帮”行动前的10月4日，华国锋分别与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耿飚等多次商议密谈，讨论具体行动的细节，甚至对抓捕后的处理方式（隔离审查）都进行了商议。此后10月6日实施抓捕行动时，又是华国锋与叶剑英一道亲自坐镇指挥。由此可见，这次抓捕“四人帮”行动不仅是华国锋亲自动议的，而且是亲自领导、亲自组织和直接指挥实施的，是起了全面的主要作用的。从而，在这场决定国家命运的决不亚于一场重大战役的紧要关头，充分显示出华国锋所具有的冷静头脑、准确判断、慎密安排和精心组织的统帅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