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如果没有华国锋
李罗力简介：
李罗力，1947年6月出生。1982年9月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5年起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86年调任国家物价局物价所任副所长。1988年后调至深圳工作，历任深圳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中共深圳市委副秘书长，并于邓小平同志南巡期间兼任深圳市接待办主任。1993年底至2006年7月担任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现任该院副理事长，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多年来发表了数百万字的论文和著作。主要著作有《金融风暴—东南亚金融危机透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第二冲击波》（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繁荣与衰落—CDI眼中的香港》（香港西迪商务出版公司1999年9月出版）；《沉重的辉煌—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改革开放》（中国财经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北亚经济圈》（中国财经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等。
1976年10月24日，华国锋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
叶剑英说毛泽东选择华国锋是“钜眼识英雄”
此外，在上文作者也提到的熊蕾（熊向晖的女儿）一篇题为《华叶“结盟”》的回忆文章中，除了对抓捕“四人帮”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详细真实的记述外，还有两次叶剑英与熊蕾父亲熊向晖单独谈话的内容非常重要，是极具历史价值的。
1976年9月中旬，在熊向晖的安排下，华国锋与叶剑英第一次见面。此后，叶剑英对自己与华国锋的这次见面和谈话非常满意，他觉得华国锋说话做事都很得体，因此对熊向晖说：“毛主席一下子把华国锋提为中央第一副主席，这是‘非常之时，（用了）非常之人’，‘还是毛主席钜眼识英雄啊’！”而且此后他不止一次又对熊向晖说过这话。
从叶剑英这段话来看，他对毛泽东选择华国锋做接班人内心里确实是佩服的，甚至用了“非常之时，非常之人”和“钜眼识英雄”来高度评价，而华国锋也确实用英明果断地一举抓捕“四人帮”的事实，证明了叶剑英的这个判断。
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现在大家都把毛泽东在“文革”中的表现批得一无是处，但是我认为，他在选择接班人问题上却是冷静、周密和有一定远见的。我们今天有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与毛泽东在“文革”中选择接班人的举措在客观上是有直接关系的。换言之，毛泽东在这一点上，客观上对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有功劳的。
在我看来，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共有三次选择接班人的决策（王洪文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毛泽东安排他当党中央和国家副主席，其实与安排陈永贵、吴桂贤等人当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要在中央和国家核心领导层内，体现出有“工人农民”的直接参与，有“工人农民”的直接代表，如此而已）。
第一次他是选择了林彪做接班人，并将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了中共九大的党章。但是不久他就感觉到有问题，对林彪越来越不满意，而且采取了事实上的“搁置”、疏远和“废弃”。林彪及其同伙正是因为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才要采取冒险行动来直接“抢班夺权”的。
第二次他选择了邓小平做“周恩来的接班人”。但我认为，他实际上就是在选择自己的接班人。否则他不可能在召回邓小平后，就以“火箭般”的速度把邓小平提拔到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和第一副总理的核心领导岗位。而且在周恩来病重已不能理事的情况下，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担当了总理的大任，甚至实际上已经是“党政军一把抓”了。此外大家一定还要注意到，当时还有不少德高望重的“老帅”级人物如叶剑英、李先念等都没有被打倒，都还处在关键的领导岗位上。但是毛泽东既没有起用野心勃勃，一心想掌大权的“四人帮”，也没有起用叶剑英、李先念等并未被打倒的“老帅”级人物，却偏偏选择了已经作为“第二号走资派人物”被彻底打倒的邓小平。这说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气魄、智慧、能力和人品有着准确而有远见的判断。毛泽东选择邓小平做“周恩来的接班人”，同样也可以套用叶剑英的话来说是“非常之时，（用了）非常之人”和“钜眼识英雄”的。有人说起用邓小平是周恩来的选择，这是不懂政治、不懂历史的浅见。实际上如果毛泽东没有这样的判断和决定，邓小平根本不可能第二次“复出”，即使复出也不可能在极短时间内上到这样的高位和掌握核心权力的。果然，邓小平掌了大权后也用他与“四人帮”的斗智斗勇和“全面整顿”的“辉煌战绩”，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和非凡才能。
华国锋主席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一起瞻仰毛主席纪念堂
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我认为，即使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已经触及和威胁到许多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如坚决打击各个领域和各个地方的“造反派”，否定和对抗“四人帮”许多重要的动议和决策），而且“四人帮”也连续不断地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黑状”，但是毛泽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为所动，对邓小平确实是非常“宽容”的。直到毛泽东感到邓小平的行为确实已经开始否定整个“文化大革命”，特别是1976年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群众运动也已经直接爆发出对“文革”强烈不满之时，毛泽东才在最后关头再次把邓小平打倒。
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细节，那就是毛泽东再次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而且是在“四人帮”强烈要求开除邓小平党籍，且给邓小平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党内最大的不肯悔改的走资派”情况下，仍然做出这样决定的。我认为这一点很关键，因为从组织原则和组织程序来说，这无异于再次给邓小平留了“后路”。而这一点也成为“四人帮”最大的“心病”。他们也十分清楚地知道，只要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那么这个威望极高且极顽强的共产党“元老”，在毛泽东一旦离世后，就会迅速“东山再起”，对他们构成致命的威胁。所以在熊蕾的文章中我们看到，华国锋对李先念说，在毛泽东逝世后第一次召开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等人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正是由于有了毛泽东这次选择邓小平做“周恩来接班人”的重要决策，才有了邓小平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表现”的机会，才有了全党全国人民对邓小平深刻和全面的认识，邓小平才会在全党全国人民心目中树立起崇高的威望，因而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才理所当然成为全党全国人民众望所归的伟大领袖。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对今天的改革开放客观上也是立了大功的。正如我在上一章讲到的，“文化大革命”在客观上为中国改革开放造就了众望所归的领袖。
毛泽东第三次选择接班人是在“文革”的最后阶段，也是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他选择了华国锋做自己的接班人，这又是一个事后被证明客观上是相当“英明”和相当“正确”的决策。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再次把邓小平打倒后，他已经是接近了自己生命的“终点”，这时选择谁做接班人就是至关重要的了。然而在这个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最紧要关头，尽管随着周恩来的去世、邓小平的下台和“四五运动”的爆发，毛泽东已经失望落寞至极，身心疲惫至极，但他仍然没有将党和国家的大权交给为他“文化大革命”立下“汗马功劳”，并且已经做到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和已经做到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张春桥（我始终认为，毛泽东在内心里实际上是很看不起“四人帮”的人品和能力的）。在我看来，仅此一点毛泽东就是了不起的。虽然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了那么大的历史错误，但是他在决定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最后关头上，头脑仍然是清醒的，眼光仍然是敏锐的，考虑仍然周密的，选择仍然是正确的。所以我也会常常感慨，真是一个“说不尽的毛泽东”。最后，毛泽东把“班”交给了他认为十分忠厚老实并且对自己绝对忠诚的华国锋（华国锋后来也用“两个凡是”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就是这个看似憨厚木纳的山西汉子，这个与毛泽东十分相似的“农民知识分子”，却大智若愚，在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命运的最关键时刻，做出了最英明最果断的正确决策—打倒祸国秧民、遗害无穷的“四人帮”，拯救了国家，拯救了党，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做出了不朽的伟大贡献。
叶剑英说只有华国锋能够抓“四人帮”
当我们今天说华国锋做了了不起的贡献时，其中的含意远远超过人们对这件事的一般理解。这就是熊蕾文章中所说到的叶剑英与熊向晖的第二次谈话所揭示的重要道理。
“大局初定后，10月31日，叶帅把熊向晖找去，做了一次长谈。叶帅说，‘英明领袖华主席’，是我提的。他当之无愧。就拿粉碎四人帮这件事来说，把他们抓起来，周总理不会，小平他不会。我就没有想到！这一招是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
叶剑英的这段话极其重要。这里有两重含义。
第一重含义是，叶剑英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那就是无论是周恩来还是邓小平，抑或是他本人，都不可能在毛泽东“尸骨未寒”之时就立刻去把包括毛泽东遗孀（中国人也叫“未亡人”）在内的“四人帮”抓捕起来的（注意，叶剑英讲自己时用的词是“我就没有想到”）。因为从中国的伦理道德上看，这是 “很不地道”的。在我看来，不仅是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就是所有一直跟毛泽东一道打天下的这批“老战友”们，可能也没有一个人会在毛泽东刚刚去世之际就做出这种行动的。但如果不是立即采取行动的话，极其猖獗的“四人帮”就完全可能利用他们已经在中央窃取的核心地位，把华国锋“搞掉”，实现其篡党夺权之目标。到那时，中国的事情就很难办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也就堪忧了。
因此，只有华国锋这种在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这些“共产党元老”们看来只是“后生小子”的“年轻人”，才会在感到“四人帮”已经威胁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当然也包括危胁到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时，毫不犹豫地去寻求元老们的支持，且非常坚决和义无反顾地把包括江青在内的“四人帮”抓捕起来。
说到底，华国锋对毛泽东只有崇敬之心、忠诚之心，而绝对没有象周、邓、叶那样，与毛还有一层长期生死与共的战友和兄弟般的感情。因此他在抓捕“四人帮”时，只会就事论事，心里和感情上绝对不会有任何伦理道德上的压力。
1976年10月24日，华国锋主席和叶剑英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
第二重含义在中国的传统法理和伦理道德中也很重要。
华国锋是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是毛泽东法理上“正统”的继承人。如果他不说要抓“四人帮”，那么无论是叶剑英，还是李先念或其他人都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因为在中国的伦理道德中，如果越过最高统治者来搞小圈子的推翻核心领导的密谋行动，那就叫“谋反”或“谋逆篡权”。这在中国的法统上是绝对不容的。
“文革”期间，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作为中国当时的第二号人物，在一般群众中还是具有很高声望的。但是一旦他采取了要刺杀毛泽东的“谋逆篡权”的行为，那么无论他所谓的“五七一工程”中对毛泽东和“文革”的批判如何有一定的道理，都会立即声名狼籍，变成人们所不齿的天理不容的“大逆不道”者。如果人们留意比较一下苏联和新中国历史，就会发现，苏联从斯大林起，一直到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等人的当权，都是充满了阴谋和颠覆的篡权过程，这与俄罗斯的历史传统有很大关系。而新中国从未有这种行为发生，这也与中国的历史传统有很大关系。
但是，如果是华国锋自己提出要抓“四人帮”，那就不同了。因为法理上“正统”的继承人提出要把自己身边的“恶人”搞掉，那么这种行为就是“清君侧”，无论哪位大臣元勋挺身而出，都是不但合情合理、天经地义的，而且是有功和利国利民的。所以叶剑英才会说，只有华国锋才能抓“四人帮”，其他任何人都做不到。
由此可见，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上立了多么大的功劳。仅此一点，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
和平退位留下传奇背影
2008年8月20日，87岁的华国锋逝世了。尽管这位毛泽东去世后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最高领导人”是作为被邓小平批判的“两个凡是”错误路线的代表黯然下台的，而且此后30年完全淡出政坛，几乎被人们所遗忘，但是历史将不会忘记他，将永远铭记他领导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性的伟大功绩。
8月31日，在中国官方网站《人民网》上刊登的代表官方正式评价《华国锋同志生平》上写道：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逝世后，华国锋同志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同年10月，他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做出的重要贡献。
华国锋的逝世虽然并没有在社会上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但是在国内外网站上还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反响。其中在搜房博客网站上一位署名为“水手星空”的网友对华国锋做出了十分客观、正确和高度的评价：
"狠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学习活动
果断清除“四人帮”，危急关头展现非凡魄力
华国锋是一位政治家，他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有功于国家，有功于人民，他将为历史所铭记。
清除“四人帮”，是华国锋在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贡献。
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去世，9月11日，华国锋便找到李先念，首次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华国锋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但在毛泽东去世仅仅27天，就采取果断措施，逮捕了江青与侄儿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
在清除“四人帮”的过程中，华国锋表现出非凡的魄力与智慧。
在毛泽东去世以后保持国家局势不陷入动乱与战争，保证了国家政权的平稳过渡。从这一点上讲，华国锋成功地扮演了他所应该扮演的历史角色，成功地完成了他所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
以历史的观点看，华国锋的魄力与智慧远远不及毛泽东与邓小平，他没有形成，也不可能形成一套能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相提并论的思想理论体系，他也远没有毛泽东与邓小平那样深厚的政治基础和巨大的政治威望。但华国锋的明智之处就在于对自己的历史角色和历史使命有着难得的清醒的认识，他既没有逃避自己的历史使命，又没有去扮演自己无力扮演的角色。他做了自己该做能做的事，而没有去做自己不该做不能做的事。
人贵有自知之明。华国锋是一个识时务的人，识时务者为俊杰。普通人不识时务问题不大，而像华国锋这样已处在权力顶峰的人若不识时务，遭殃的将是整个国家，祸莫大焉。从这个意义上说，华国锋是一位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对百姓、对历史负责任的政治家。
他对自己的退位表现得平静、从容、大度，这在中国政治人物中是很难得的。一篇记述访问华国锋的文章说：
华国锋“身材依然高大挺拔轩昂，面容依然慈祥憨厚可亲，言谈依然朴实平和风趣，举止依然端庄稳重脱俗。”说他“以平民身份，平和心态，平淡生活的境界安度晚年”。
今天，当我们再回顾这段历史，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华国锋，就没有四人帮的倒台，就没有邓小平的复出，就没有此后的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那么中国的历史又将被改写，中国也决不会有今天这样“天翻地覆”的伟大辉煌。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最危难的时候出了个华国锋，而且毛泽东在临终之际为了防止“四人帮”疯狂篡权，把“最高权力”交到“你办事我放心”的华国锋手里，这不能不说也是中国人民的一个幸运。尽管邓小平把华国锋“批”下了台，但是他还是应该永远感激华国锋，中国人民也应该永远感激华国锋。
历史将永远为这个忠厚善良、品德高尚、斗志坚定、大智若愚的伟大共产党人，树立起一座顶天立地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