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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导读

《历史的沉思—中国改革开放与中国共产党》续上期

 

 

第六章 如果没有“老革命”

 

作者简介:

  李罗力,1947年6月出生。1982年9月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5年起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86年调任国家物价局物价所任副所长。1988年后调至深圳工作,历任深圳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中共深圳市委副秘书长,并于邓小平同志南巡期间兼任深圳市接待办主任。1993年底至2006年7月担任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现任该院副理事长,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多年来发表了数百万字的论文和著作。主要著作有《金融风暴—东南亚金融危机透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第二冲击波》(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繁荣与衰落—CDI眼中的香港》(香港西迪商务出版公司1999年9月出版);《沉重的辉煌—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改革开放》(中国财经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北亚经济圈》(中国财经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等。

 

 

战争年代的毛泽东

 

 

     1971年“林彪事件”后,尤其是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随着林彪集团和 “四人帮”的相继被打倒以及文革”的结束,大批“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老革命”也陆续被“落实政策”“解放”出来。这个时期的中国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政治局面。那就是中国老一代革命家中的大多数人,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中被打倒,被摧残、被屈辱、被身居囹圄、被剥夺工作权力、被失去生活保障的多年困顿后,又重新返回了工作岗位,重新走上了政治舞台。尽管他们已经年事已高,差不多都达到了60、70岁以上的年龄,几乎都超过了现行的60-65岁退休的标准,但是他们却成为了70年中期和80年代中后期差不多十多年间中国党和国家各级政权的主要领导者。
     这些跟随毛泽东打江山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老革命”们,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各条战线和各个不同的领导岗位上,为新中国的发展和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绝大多数人在“文革”前对毛泽东的错误路线认识不深,许多人都是拥护者和执行者,因而也犯过不少路线和政策的错误。但是在“十年浩劫”中,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历,对毛泽东“左”的错误路线有了极为深切的体会。因此,一方面,那些没有投靠林彪、“四人帮”且仍然没有被打倒的“老革命”们,始终用各种可能的方式与林彪、“四人帮”进行坚决的斗争,用各种可能的方式支持周恩来的工作,抵制、缓解和减轻毛泽东“左”的路线对国家各方面的危害;另一方面,他们中的一些人在邓小平抓“全面整顿”中发挥了巨大的支持和骨干作用,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对“四人帮”更强烈的仇恨和对未来新的希望;最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支持和协助华国锋抓捕“四人帮”,结束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的关键历史时刻,又发挥出巨大的和决定性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衷心拥护邓小平的领导,衷心拥护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路线。由于他们在革命战争中出生入死、身经百战,解放后又在各个领域或各个地方担任着领导工作,因此他们有着丰富的革命阅历和工作经验,同时在各级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中有着很高的政治威望。当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重新焕发了青春、活力和革命的激情后,就在中国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这段关键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凡是亲身经历过中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人们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创时期,是一个十分复杂艰难的历史过程,不但政治上原有体制已被冲击,需要重新构建适应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的新体制;经济上需要对长期限于停顿和混乱的各个领域和各条战线进行全面整顿,并逐步脱离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思想、宣传、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需要克服在许多人头脑中和实际工作中仍然严重存在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等“左”的思潮;同时还要尽快解决“文革”期间由于物质匮乏和“短缺经济”给人民群众生活上带来的普遍贫穷和困难。
     所以,如果把中国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比做一场艰巨而复杂的“世纪大战役”的话,那么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的总制定者,只是指挥这场“世纪大战役”的最高决策者和“总司令”。而这场“大战役”的每个战略阶段,每个具体战役,甚至每场战斗,都需要各级指挥员去凭着自己的智慧、能力、经验和威望去进行指挥、去夺取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只有邓小平这个“总设计师”,没有那些从中央到地方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各级部门担任领导的“老革命”们,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而且,当这些“老革命”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人们在他们身上又一次看到了共产党员高尚品格的光辉。这些“老革命”确实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确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卓越榜样,确实是终生奋斗、一心一意为中华民族谋利益求幸福的一代人。
     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他们不但没有新中国,而且也不会有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会有中国今天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不会有今天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兴旺。中国人民应当世世代代永远用感恩的心怀念他们,永远记住他们的丰功伟绩。

 

 

1924年11月,青年时代的周恩来。

 

 

 

一、伟大的“人民好总理”周恩来

     当我们缅怀我们的先辈和老革命的丰功伟绩时,第一个就应该缅怀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且不说我们的长辈,即使我们这些“共和国的同龄人”和比我们出生稍晚一些的50年代生人,都会对周总理怀有极深的感情。而且这种极深的感情,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得到了升华。那是一种由衷的感激和钦佩之情;一种将遭受灭顶之灾但仍然看到一线希望、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之情。这是那些没有亲身经历和体验过“文化大革命”,没有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沉重打击并为国家前途命运担心的人们所根本无法理解的一种感情。现在一些媒体上网络上常有人发表文章批评周恩来,说他没有原则,不敢与毛泽东做斗争,没有保护好老干部,跟着“四人帮”讲了许多违心的话,做了许多违心的事等等。我说,凡是说这些话的人,都是对政治和历史不了解和缺乏真正头脑的人。
     尽管本书前面第三章“周恩来的鼎力支持”中,已经表达了本人对周恩来无限崇敬之情,但是在这里我还是要为这位伟大的“人民好总理”浓墨重彩地再写上一笔。
     周恩来是什么人?那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党内职务都远在毛泽东之上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那是举世闻名的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是连蒋介石都要敬三分的在国共两党都享有很高声望的人;那是1927年3月21日领导上海80万工人大罢工和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重大胜利的总指挥;那是1927年8月1日领导南昌起义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是中国革命军队当之无愧的创始人,是从始到终都在人民军队中享有极高威望、所有元帅和将军们都真心佩服和拥戴的人;那是在五次围剿后真正反省错误,真正佩服毛泽东,并在长征路上以远高于毛泽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书记的职务,真心推举和扶持毛泽东担任党的最高领袖的绝对大公无私的人,是毛泽东能够“出山”成为中共最高领导的“大恩人”;那是直接促成张学良、杨虎城抓捕蒋介石进行兵谏的著名“西安事变”的主要策划者和幕后实际指挥者,是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整个中国全民族抗日新局面、从而对中国的抗日民族解放事业建立了天大功劳的全民族的“大恩人”;那是解放战争期间从来不离毛泽东左右,直接协助毛泽东运筹帷幄,取得人类战争史上令人瞠目结舌、辉煌胜利的最重要的助手;那是自新中国建立后起就担任共和国的总理,为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研、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建立了不朽功绩,在中国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广大知识分子、亿万群众乃至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及政治家们心中,都衷心景仰和交口称赞的伟人。

 

 

晚年的周恩来

 

 


      然而,周恩来最令人佩服的是他的品格。完全可以这样说,周恩来以上经历中的任何一条拿出来,都可以让一个人身居伟勋,名垂青史。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如此高深资历,做出如此多和如此重大历史贡献的人,却又是一个真正没有一点架子,非常平易近人,十分平和谦逊,永远温文儒雅的人;一个真正大公无私,绝对忠诚和热爱自己的党、自己的事业、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国家,为党和国家的利益可以牺牲自己一切的人;一个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一个真正具有共产党员高尚品质,永远堪为万众后人师表的顶天立地大写的共产党人。
     周恩来的上述高尚品格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令人敬佩不已。以他的资历和地位,面对如此的动乱和浩劫,他完全可以选择或与毛泽东直面相争,或与“四人帮”针锋相对,或拂袖而去,或称病不起。他这样做不但“四人帮”无法撼动他,就连毛泽东也不能奈他何,而且也许会为后人留下很壮烈、很英雄的口碑,得到后人的赞许和称颂。但是如果他这样做,他就不是周恩来了。
     就是这样一个声望卓著、功高盖世的人民好总理,为了国家的安危,为了党和人民的需要,选择了一条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置个人名誉利益于不顾,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可自己下地狱赴火海,也不可负天下人”的痛苦而艰巨的道路。尽管毛泽东对他不满意,对他的很多工作不支持;“四人帮”以各种明里暗里的人身攻击和胡作非为来诬陷他、围攻他、折磨他、摧残他、企图打倒他;很多过去的老战友和老部下不理解他和错怪他,但是他却始终如一和坚定不移地像一头忍辱负重的老黄牛一样,在如此“天下大乱”的情况下,用自己全部的智慧、心血和生命,竭尽全力地维持党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竭尽全力地维持国家经济工作的正常进行和人民生活的基本保证,竭尽全力地维持军队的稳定和国家正常的对外交往,竭尽全力和力所能及地保护老干部、民主人士和国家各方面的重要人才,(备注:现在对周恩来主要的批评之一是他没有保护好老干部。实际上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各级领导干部,他反复告诫揪斗老干部的“造反派”:“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为了篡党夺权,首要的便是尽可能多地打倒各级领导干部。因此,这一斗争也是极为尖锐复杂的。运动之初,周恩来竭尽全力保护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免受伤害,如彭真、邓小平、杨尚昆、薄一波等,又利用毛泽东批给他要保护章士钊的信,确定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名单,其中有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人士以及国家副部长以上高级领导人。周恩来作了很多批示和指示,使许多人渡过难关。1967年“二月逆流”后,党内许多高级干部受到批判、冲击,周恩来尽可能淡化处理,要求他们多做自我批评,并把握机会让他们在公众面前“亮相”,保持重新工作的形象。周恩来保护一大批老干部,减少了政治上的损失,老干部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抗衡,并最终战胜他们的中坚力量。)竭尽全力地尽量减少文革动乱对国家各项事业的冲击和危害。70年代初,在他身憔力悴、极度劳累、身患绝症的情况下,又竭尽全力地促使邓小平复出,并竭尽全力地支持邓小平的工作,直至走到自己生命的最后终点。
     我们真是无法想像,如果没有周恩来,毛泽东所发动的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最后会以什么样的局面收场?“文革”初期的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乱局谁来收拾?林彪集团尤其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谁来阻止?那些被四人帮打倒残害的老干部谁来给他们落实政策和恢复名誉,让他们还有出头之日?中国的党政机关、军事外交、经济工作、人民生活、社会秩序谁来维持和保证?邓小平的复出和进入核心领导层以及开展“全面整顿”谁来促成和支持?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的风采

 

 


     正如一篇题为《周恩来在“文革”时期对党和国家的巨大贡献》文章所说的那样: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面对着错综复杂的局面,特别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破坏,“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苦斗”,顶天立地,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他凭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以其超人的精力、胆识和才华,做出了令世人赞叹的无与伦比的贡献……
     周恩来的高尚品德是成就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为党和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内在原因。没有这种品德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做出这种贡献。这也说明了周恩来的作用是别人无法替代的。
     当然我也同意该文另外一个观点,那就是:“历史地看,周恩来对毛泽东是心悦诚服,衷心拥护,竭力相助的。因此毛泽东虽然对周恩来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但从未失去对周恩来的信任,并在关键时刻出面保护他。周恩来的无私和能力是有目共睹的。毛泽东清楚治理国家的混乱局面需要周恩来,对中央方针政策的贯彻需要周恩来。几十年来,周恩来都是毛泽东的最得力助手,毛泽东也离不开周恩来。这样,周恩来才有可能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作用,对党和国家作出这样巨大的贡献。”
     我在这里还要做的补充就是,历史地看,正是由于周恩来在党内具有极深的资历、极高的地位、极大的贡献和实际上仅次于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因此只要他在,就成为档在林彪集团和“四人帮”一伙篡党夺权道路上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尽管“四人帮”处心积虑地要打倒他,想方设法地折磨摧残他,但是这座“高墙”在“十年浩劫”中却始终屹立不倒。最终,还是由于这位伟人的去世,引发了广大民众对“文化大革命”强烈不满和对“四人帮”极度仇恨的爆发,1976年天安门广场爆发的“四五运动”,敲响了“四人帮”的丧钟,导致了“文革”的结束和预示了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周恩来就没有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所以,正如我在前面所讲到中国出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中国人民莫大的幸运和福气一样,中国出了个周恩来,也同样是中国人民莫大的幸运和福气。文 / 李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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